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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018-02-02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欧阳淞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重温这一重要论断,回顾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奋斗历程,分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的不懈探索,对于全面准确地认识90多年来党的历史,对于从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统一中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义无反顾肩负起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是从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时势中产生的伟大人物,都是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抵御外敌入侵、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艰苦卓绝斗争中产生的伟大人物,都是走在中华民族和世界进步潮流前列的伟大人物。”毛泽东同志带领党和人民创造了历史,历史也必将永远记住这位伟大人物。

  1840年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曾经创造过灿烂古代文明的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沦落到深重苦难和极度屈辱的境地。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各种政治力量及先进分子为使中国摆脱悲惨命运,已经在黑暗中苦苦奋斗了80多年,但最终都归于失败。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肩负起完成中国人民两大历史任务的重担,并为之进行了矢志不渝的奋斗。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进行革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极为不同。党要坚持革命,就必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结合中国实际和时代条件,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为找到这条道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辛探索。毛泽东同志就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他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为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指明了正确方向;他面对党内一度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革命经验神圣化的倾向,鲜明地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5页。),深刻阐明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重要性;他和以他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深刻分析中国社会性质和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政治态度,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任务,制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提出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是争取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并且指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等等。正是这一系列重大探索,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什么样的革命、怎样进行革命,以及如何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下经过新民主主义到达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人民终于推翻了压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的建立,彻底结束了100多年来中国人民饱受西方列强侵略和压迫的黑暗历史,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根本改变了旧中国长期存在的四分五裂状态,实现和巩固了全国范围(除台湾等岛屿外)的国家统一。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政治的伟大跨越因为新中国的成立而得以实现,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事件,也是20世纪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这个伟大历史胜利,是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是千千万万革命志士和革命烈士,是亿万中国人民,共同为中华民族建立的伟大历史功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历史任务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中国人民革命历史表明,毛泽东同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8页。)

  毛泽东同志不仅是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对于新中国来说,走向社会主义是必然选择。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在经过反复比较和深刻思考后,就曾深刻阐明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方向是社会主义的重大思想。新中国成立后,在党中央、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完成了民主革命遗留任务,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在此基础上,1953年6月,党中央正式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泽东同志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80页。)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实行逐步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具体政策,创造性地开创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中,党和政府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由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并成功实现了马克思、列宁曾经设想过但却未曾实行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邓小平同志曾高度评价这种和平赎买政策,指出:“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用了和平改造的办法。实践证明,这样做的结果,我们的生产不仅没有受到破坏,而且得到了发展,既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教育了资产阶级。”(《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9页。)在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党和政府制定了积极引导、稳步前进的方针,采取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国家帮助、逐步过渡的办法,经过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这三种由低级到高级的形式,把农民个体经济逐步改造成了集体所有制经济。对手工业的改造,采取了与农业改造大体相同的形式。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确立起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政治领域,毛泽东同志主持制定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这部宪法,作为新中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确立。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逐步稳固并继续发展。党还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落地生根,使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1/4的东方大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制度基础。

  二、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宝贵经验和理论准备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党面临的崭新课题。毛泽东同志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苦探索。他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提出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制定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思想”,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党的八大前后,以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为主要标志,党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有了良好开端。经过不断实践探索,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党中央、毛泽东同志逐步形成了一些十分重要而又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

  第一,关于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指导原则。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曾号召学习苏联经验,但很快察觉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毛泽东同志及时提出要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1956年上半年,在即将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指出:“不可能设想,社会主义制度在各国的具体发展过程和表现形式,只能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格式。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43页。)为了探索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同志提出了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的重要思想。这就为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基本原则,指明了正确方向。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毛泽东同志指出,有人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找到”矛盾,这不对,不是找到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满着矛盾。“一切都还将是这样:一个矛盾将导致另一个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32页。),否则,社会发展就将停止。毛泽东同志根据这种矛盾学说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3—214页。)。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不论是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还是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个领域中的矛盾,包括社会主要矛盾,都是受社会基本矛盾制约和规定的。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的观点,实际上已经在理论上为阐述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了难能可贵的探索,成为后来我们党作出改革开放决策的一个重要理论来源。

  第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社会主要矛盾规定和影响着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新中国成立初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党的八大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根据党的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和确定的主要任务,毛泽东同志及时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他反复阐明:“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页。)“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89页。)“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8页。)他号召全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6页。)。遗憾的是,由于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9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重提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使得他关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思想没有能够在以后的实践中坚持贯彻下去。尽管如此,这一思想仍是新时期党和国家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

  第四,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奋斗目标和发展战略。早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提出了把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的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制定“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再次提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问题。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战略思想。经过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的反复酝酿和思考,1957年二三月间,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59年底至1960年初,他在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系统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过程中,第一次将奋斗目标完整地概括为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1964年12月,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周恩来同志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奋斗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还提出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即第一步,用15年的时间,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力争在20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四个现代化”目标和“两步走”战略的提出,反映了党中央、毛泽东同志要使国家富强起来、人民富裕起来的雄心壮志,成为鼓舞亿万人民团结奋斗的目标追求和精神动力。尽管这个目标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等原因而没有实现,但它为新时期我们党科学确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战略提供了阶段性的认识成果,指出了前进方向。

  第五,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同志就认识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4页。)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区分为“建立”和“建成”,实际也就指明了它的阶段性。他还认为,从建立到建成“还差五到十年”。在“大跃进”遭受严重挫折后,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阶段性进行了更加审慎的思考,对建成社会主义的时间开始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提出建成社会主义可能需要八到十个五年计划。在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期间,他又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6页。)1962年1月30日,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2页。)毛泽东同志对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及其长期性的初步认识,为新时期我们党全面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启示。

  第六,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毛泽东同志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进行了多方面探索,提出了许多具有真知灼见的思想观点和方针政策。在经济建设方面,毛泽东同志提出,要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走适合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在经济工作中实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安排,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汉族和少数民族,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等各种关系,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注意综合平衡;社会主义社会还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要发展商品生产,遵循价值规律;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工人是企业的主人,要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技术人员、工人、干部“三结合”;在社会主义经济占优势的条件下,“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70页。),等等。在政治建设方面,毛泽东同志提出,要把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93页。)作为努力的目标;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人民内部要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必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反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官僚化、特殊化;要切实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各项权利,尤其是人民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权利;社会主义法制要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社会生产力;要处理好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要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反对和防止大汉族主义,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积极推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等等。在文化建设方面,毛泽东同志提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实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又红又专的方针;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要建设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等等。在国防和军队建设方面,毛泽东同志提出,必须加强国防,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武装力量和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要坚持积极防御战略,实现军事斗争同政治斗争、外交斗争相结合,等等。在外交工作方面,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准则,并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和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思想。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中的这些经验总结和思想成果,为党在新时期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实践探索并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养料。

  第七,关于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方向,实现共产主义,是毛泽东同志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和理想。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同志敏锐地指出,单有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巩固,还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从而指明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方向。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对人民内部的民主和对反动派的专政互相结合起来的理论即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并为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付出了艰辛努力。毛泽东同志提出在政治生活中辨别是非的标准,强调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的领导这两条。后来,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出现错误判断,毛泽东同志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发生了越来越严重的偏差和错误,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提出了一些宝贵的思想观点。比如,关于防止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观点,关于意识形态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必然要去占领的观点,关于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观点等。进入新时期,我们党总结毛泽东同志关于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正确思想观点,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将其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并作为立国之本加以坚持和发展,为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

  第八,关于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解决了在农村环境中、在农民和其他非工人成分为主的情况下,如何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和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问题,坚持从严治党,郑重提出并有效推进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我们党要“成为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并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5页。)。他还对执政党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鉴于我们党已经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毛泽东同志高度警惕执政地位可能给党带来的种种消极腐败影响,强调必须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自觉地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服务,依靠人民群众行使这个权力,并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必须坚决地反对干部队伍中的腐化现象,反对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等错误倾向。党的八大还明确提出: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毛泽东同志关于党的建设的一系列思想和举措,成为新时期我们党成功开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思想来源。

  总之,毛泽东同志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认识,有许多观点是正确的,是开创性的。尽管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局限,有的观点还不够全面、缺乏实践检验,有的没有得到贯彻落实,有的虽然有所贯彻但没有坚持下去,有的出现很大反复,但从总体上看,毛泽东同志的探索精神和探索成果都是十分可贵的。他强调:“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25页。)他在较长的时期内能够遵循自己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遵循群众路线这一根本工作路线,强调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路线方针政策。这是他在探索中取得积极成果的重要原因,也是留给后人的宝贵经验。他在探索中形成的正确的经验总结和理论认识,已经涉及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是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继续发展和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正确的经验总结和理论认识,为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多方面提供了思想来源。可以说,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群众路线这三大法宝,既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同时也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不仅包括对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继承、运用和发展,也包括对探索中其他方面正确的经验总结和理论认识的继承、运用和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从理论渊源上说,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这是它们在立场、观点、方法等基本方面的共同点。”“毛泽东同志带领我们党在艰辛探索中形成的重要思想成果,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来源。”(《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53、254页。)

  三、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物质基础和创造外部环境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及时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提出建设新国家的任务,指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页。)开国伊始,党领导人民恢复国民经济并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实施并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党带领人民投入到热火朝天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之中。总的来看,从“一五”时期到1976年的20多年,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打基础的重要时期。尽管经历严重曲折,尽管有的五年计划执行得并不顺利,但总体上还是实施了四个五年计划,全力推进各方面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第一,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新中国刚刚建立时,由于没有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许多工业产品主要依赖进口。毛泽东同志说过这样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话:“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29页。)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要尽早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心情是非常急迫的。“一五”计划时期,国家以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建设为中心,建成了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项目。此后,经过大规模经济建设,建成了门类比较齐全、布局比较合理的生产体系。冶金、汽车、造船、飞机、机械、煤炭、电力、通讯、化学、国防等许多工业部门,以及新兴的石油化工、电子工业等,也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主要工业品如钢、煤、石油、电力、水泥、化肥、棉布等的产量在世界上的排名明显提前,生产能力有了飞跃发展。随着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形成,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日益明显。从“一五”到“四五”时期,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累计达4956.43亿元。铁路、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和邮电事业得到长足发展,初步形成了全国的路网骨架和通讯网络。农业的基本生产条件有了明显改变,生产水平和抵御自然灾害能力有了较大提高,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成效显著,农业机械化水平逐步提高,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产量有了较大幅度增长。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国内商业的收购量和销售量不断增加。对外贸易也有了较大发展。这个时期,党中央、毛泽东同志还领导开展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国防力量,而且对改善工业布局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此前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总体上看是比较快的。1952年至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年均增长11.4%。我国经济实力显著增强。按照不变价格计算,1952年国内生产总值为679亿元人民币,1976年增加到2943.7亿元 (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第9、12页。)。这些数字现在看来虽然不大,但在原有基础上的增长还是比较明显的,在当时取得这些成绩也是极不容易的。

  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废墟上逐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是这个时期最大的建设成就。它不仅为我国的发展进步以及在平等基础上同外国进行经济往来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而且为改革开放以后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

  第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大约有80%的人口是文盲。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开展了大规模扫除文盲工作。经过四次“扫盲”高潮,使1亿多人摘去文盲的帽子。同时,也彻底改变了广大工农子弟不能入学校学习文化的历史。国家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加大对小学、中学和高等教育的投资。1949年至1976年,小学从34.7万所发展到104.4万所,在校学生从2439万人发展到1.5亿人;中学从4045所发展到19.2万所,在校生从103.9万人发展到5836.5万人;高等学校从205所发展到434所,在校生从11.7万人发展到67.4万人。1976年的适龄儿童小学入学率达到97.3%,高校毕业生超过旧中国36年累计总数的14倍 (《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第69、72页。)。教育事业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了大量人才。

  新中国成立不久,1949年11月就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后来又先后制定了两个科学技术长远发展规划。一些重要的现代科学分支和新兴应用技术,如生物物理学、分子物理学、地球化学、射电天文、高能物理以及核技术等,也都在这个时期逐步发展起来。国家大力培养科技人才,1949年我国只有5万名科技人员,到1979年已达到500万人,其中99%是新中国培养的。以核技术、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等为代表的尖端科学技术领域,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1964年10月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6月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70年1月第一枚中远程导弹发射成功。同年4月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到1976年9月,共发射了6颗人造卫星。这些成就表明,中国在尖端科技领域的某些方面正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并成为当时世界上拥有核武器的四个国家之一。邓小平曾经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9页。)

  文化工作虽然受到“左”的干扰,但在不断排除干扰中仍然取得了不小成就,涌现出一大批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优秀作品。群众性文化活动也得到了较大发展。

  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较快。1949年全国拥有医院2600家,到1976年增长到6.3万家。医院床位从1949年的8万张增长到1976年的168.7万张。( 《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第81页。)20世纪60年代,在绝大多数生产大队建立了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烈性传染病被消灭或被基本消灭,城乡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全国人口死亡率从1949年的2%下降到1976年的0.725%。 (《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第6页。)

  体育事业取得长足进步。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方针。群众性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不少运动项目取得出色成绩。1956年至1976年,中国运动员先后有123人次打破世界纪录。

  第三,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党和政府始终高度重视解决人民群众的生活问题,把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作为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随着经济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逐步得到提高。为解决群众的温饱问题,党和政府带领人民通过兴修水利、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培育推广良种、提倡科学种田,较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生产能力。1949年粮食总产量为1131.8亿公斤,1976年增加到2863.05亿公斤,亩产量从1949年的68.5公斤提高到1976年的158公斤。 (《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第37页。)1949年至1976年,全国总人口从5.4167亿增长到9.3717亿,同期粮食人均占有量从209公斤增加到307.5公斤,这就意味着,增产的粮食不仅多养活了3.955亿人,而且还使人均粮食占有量增加了98.5公斤。这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随着各项事业的发展,全国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逐步得到提高,农村人口从1952年的62元增加到1976年的125元,城市居民同期从148元增加到340元。随着生活、医疗水平的提高,居民平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增长到1975年的63.8岁。总的来看,尽管人民群众生活逐年改善的增幅不是很大,其间也经历了非常困难的时期,但能够初步满足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这在当时的世界也是一个公认的奇迹。

  第四,我国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党和政府就把坚持独立自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作为对外工作的目标。新中国成立不久,我国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维护了亚洲和世界和平,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在坚决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安全的同时,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我国同印度、缅甸等国家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支持亚非拉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斗争,国际地位得到很大提高。1971年10月,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领导下,经过长期不懈的外交努力,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终于打开,中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在此前后,出现了西方国家与华建交热潮。到1976年,同我国建交的国家达到111个。我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积极作用。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不仅为国内和平建设创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也为新时期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创造了有利外部条件。邓小平后来曾经指出:“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2页。)

  回顾总结这段不平凡的历史,总的来说,是党中央、毛泽东同志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改革开放后我国所赖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是在这个时期建设起来的;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是在这个时期培养和积累起来的;有利于和平建设的国际环境也是在这个时期努力争取到的。这是这个时期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7页。)社会主义中国已经以崭新的姿态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

  四、历史伟人的奠基之功、探索之果与未竟之业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页。)这就明确地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党的全部历史的关系。既是这样,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探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成就究竟有何种联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开创,到底作出了何种贡献?笔者认为,这种联系和这种贡献,可以从“奠基之功”“探索之果”和“未竟之业”三个方面来分析。

  就“奠基之功”而言,亦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第10页。)“一切发展进步”,自然应当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因此,这段话是对“奠基之功”的最科学、最公正的评价。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毛泽东同志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振兴、中国人民解放和幸福,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毛泽东同志毕生最突出最伟大的贡献,就是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并为我们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积累了经验和提供了条件,为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胜利发展、为中华民族阔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站了起来。如果没有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建立新中国,使社会主义美好理想在中国落地生根,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就没有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也就没有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和根基。

  就“探索之果”而言,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第10页。)这是对“探索之果”所作的最全面、最客观的评价。简言之,毛泽东同志的“探索之果”,就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认识成果、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对此作了进一步阐述,指出:“如果没有1949年建立新中国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积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质、制度条件,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改革开放也很难顺利推进。”

  就“未竟之业”而言,如果从毛泽东同志生前的愿望和实际情况来看,就是未能完全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如前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接力探索的结果。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此奠定了重要基础,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开创,毕竟是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后才实现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开创就开创在这里。”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富起来的康庄大道。

  对于毛泽东同志的“奠基之功”“探索之果”,我们要实事求是地给予充分肯定、高度评价。本文的前三部分就是根据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对此进行具体展开和充分分析的。

  对于毛泽东同志的“未竟之业”,我们也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科学总结其中的历史原因。显然,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未竟之业”问题上留下的遗憾,同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出现的曲折、失误乃至严重错误是有关联的。

  毋庸讳言,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在那一历史时期曾经犯过在政治关系上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在所有制问题上急于求纯和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错误。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搞“一大二公”,虽然出发点是好的,力图尽快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但脱离了实际,超越了阶段。在后来的实践中,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的发展,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使党的实践探索进程遭遇严重挫折,使不少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既给他们个人及家庭带来很大痛苦,也给党和国家事业带来严重伤害。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有其主观因素和个人责任,还在于复杂的国内国际的社会历史原因,应该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和分析”。在分析原因时,不能只强调主观原因,这会导致对前人的苛求,不利于公正地评价历史;也不能只强调客观原因,这会导致无原则的原谅,不利于理性地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综合分析党和毛泽东同志在那一历史时期出现的曲折、失误甚至严重错误的原因,主要是: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全面深入的研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某些设想和论点的误解和当作教条对待,导致在一些时候一些理论观点上发生迷误;由于缺乏经验而又要推进事业发展,比较习惯于在工作中沿用过去进行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在执政条件下,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没能制度化、法制化,制定的制度、法律缺乏应有的权威;在一连串胜利面前,毛泽东同志的威望达到高峰,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对于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有时缺乏准确判断,对战争威胁的估计有时过于严重;等等。

  应当看到,曲折和挫折只是这个时期历史的支流而不是它的主流。即使在探索出现失误甚至严重错误时,党的性质和宗旨并没有改变。党依靠自己的力量和人民的支持纠正探索中的失误和错误,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使错误成为正确的先导。毛泽东同志本人也是这样。他对已经认识到的失误和错误,曾多次诚恳地进行自我批评,并试图加以纠正。他通过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了一些正确的、闪光的思想,使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在某些方面向前推进了。广大人民群众虽然承受了失误和错误所造成的严重困难,但他们从党勇于纠正失误中深切感受到党的主流和本质所在,丝毫未曾动摇在党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并为之继续付出艰辛的努力。这种信念和努力,成为后来党和人民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开辟新道路的内在力量。历史充分证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奠基之功”“探索之果”,改革开放很难顺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很难顺利开创。

  回顾毛泽东同志的艰辛探索历程,“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作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倡导者、实践者的历史功绩,将永载党和国家史册。对于他的“奠基之功”“探索之果”,我们要永远铭记;对于他的“未竟之业”,我们在惋惜之余也要客观看待。“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要看到,每个时代的人都只能提出和解决他那个时代、他那个社会角色所能够提出和解决的问题;也要看到,任何真理性的认识,都不可能不经过错误失误而轻松获取;还要看到,历史是不能割断的,现实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它内在地积淀着历史的遗物。只有看到这些,才能更好地从前人的探索中汲取开拓前进的智慧和力量,不断开创党和人民事业的新局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开创和发展起来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确解决了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评价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的“未竟之业”,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继承、开拓和发展。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指出:“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0页。)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邓小平同志的“开创之功”,我们必须永远铭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朝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五年来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五年来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这些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我们的国家由此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豪迈宣告:“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意味着,在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带领下,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上正在并将不断焕发出勃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他强调,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断,是站在战略和全局高度对党的历史的尊重,对客观事实的尊重。同时,也从根本上讲清了这两个历史时期内在的、本质的联系。这就是:两者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正是社会主义,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阶段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毛泽东同志的“奠基之功”“探索之果”同邓小平同志的“开创之功”紧紧联系到了一起。正是因为有本质联系,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那一代共产党人的“奠基之功”“探索之果”不可埋没;正是因为有重大区别,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那一代共产党人有“开创之功”。如同接力赛跑一样,没有前一棒就没有后一棒;而没有后一棒,前一棒的历史作用也会大打折扣,甚至会前功尽弃。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本质上正确认识和把握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内在联系,正确认识和把握毛泽东同志“奠基之功”“探索之果”与邓小平同志“开创之功”的内在联系,进一步在坚定党的历史自信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定不移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寄托着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的夙愿和期盼,承载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探索,凝聚着亿万人民的奋斗和奉献,展现出无限美好的光明前景。无论现在还是今后,我们都不能忘记一代伟人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所建立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习近平总书记曾满怀深情地说:“毛泽东同志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他不仅赢得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爱戴和敬仰,而且赢得了世界上一切向往进步的人们敬佩。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实践和光辉业绩已经载入中华民族史册。他的名字、他的思想、他的风范,将永远鼓舞我们继续前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面向未来,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我们一定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继承伟人遗志,弘扬伟人精神,锐意进取,埋头苦干,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本文作者为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会长、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会长、全国党建研究会顾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主任)

  原载于《中共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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